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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30年 | 那些年，那些韭与刀

作者 | 削橙子指导 | 沽民数据支持 | 勾股大数据编者按：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鸣锣开市；12月19日，上海交易证券所迎来敲钟时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从23亿到现在的约80万亿元，上市公司数量从8家增至4000余家，投资者开户人数达1.6亿人……三十年间，A股缔造了一座里程碑。三十年，世事变幻；三十年，沧海桑田。车轮滚滚向前，市场在不断更变。站至这个节点，回望中国股市30年的曲折历程，纵然有万般不尽人意，但万物皆有规律可循。为此，格隆汇倾心推出#A股三十年#系列，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股市的起落浮沉，在不断求索中，一路兼程、无惧风雨。本文是本系列第一篇18世纪初，英国掀起由南海公司引起的购买股票热潮。适逢经济繁荣，政府债主、税收优惠、垄断贸易特许经营的绩优股题材，再配合自编自导“发现金矿”故事的预期，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扶摇直上，6个月涨幅高达700%。投资者趋之若鹜，当时半数以上的参、众议员都加入了抢购队伍，甚至英国国王也投资了10万英镑。在牛市旗手的带动下，一时之间，所有股票都成了投机对象，上到国王下到家庭妇女，人们完全丧失了理智，连智商140的牛顿也没能抵住诱惑，卷入了漩涡当中。1720年，南海泡沫破灭，时任英格兰皇家造币厂厂长的牛顿割肉离场，亏损2万英镑，相当于他在皇家铸币厂十年的工资收入。有人说，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但即便智者如牛顿，照样“一入股市深似海”，光荣地成了人类韭菜史上的一员。如今，A股即将迎来成立30周年，我们抚摸着那些已经泛黄的老照片，一如感受当年股市炮火的余温，回顾A股这三十年间的故事。正是：一将成名万古枯，不破楼兰终不还。黄沙百战穿金甲，春风不度玉门关。 1 无知，无畏，无路可退（1990）1988年4月，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开业，经营股票挂牌交易，当时交易的唯一的股票就是深发展，一家由21家经营不善的农村信用社重新组建的股份制银行。由于只有一只股票，全年的成交额只有400万元，证券公司只能依靠自营交易来活跃市场，深发展成交价在20到22元之间来回震荡，当时投资股票的人也是寥寥无几。1988年，深发展银行通过改革实现了惊人的业绩增长，首次向股东派息分红，每股红利2元，按照20元的股价看，年化收益率达到10%；1989年，深发展又推出年中分红：每2股送1股，每股分红7元。巨大的财富效应吸引了所有人，引发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牛市狂潮。1990年初，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疯狂的股民早已就位。是年3月，原野实业（000005）发行1650万股，引发万人空巷，凌晨一点证券公司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龙，面对人山人海，主管部门紧急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早上证券公司一开门，人潮一下子涌进去，把证券公司的玻璃柜台都挤碎了。一江之隔的香港媒体都震惊了。港媒报道，某村全村老少派村长用蛇皮袋扛着全村凑的钱来深圳炒股，港澳台的资金悄然介入。就连普陀山的僧人也筹集了20多万元，派僧人来炒股。热潮一起，股票是什么东西已经不重要了。3月份，深发展进行了拆股，将面值从20元拆细为1元，每股2.8元。4月底股价涨到了11元，涨幅达到290%。股市突然连续翻番上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埋头冲进去的人，政府也开始慌了，急忙出手调控：5月28日，深圳政府第一次推出涨跌停板制度，每天限制涨跌10%；6月18日，每天限制涨跌5%；6月26日，股价涨幅限制在1%，跌幅可以为5%。7月1日，开征印花税和入息税，股息红利超过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的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10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严令，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但已经杀红了眼的股民们将这些警示和利空抛诸脑后，仅有的5只股票被炒上了天，天天封板，丝毫不知害怕为何物。灭亡前的疯狂。6月底，深发展的股价涨到了24元，不算拆股配送后稀释的部分，半年之内就涨了900%。当年10月，深发展涨到了62元，7个月翻了22倍多。“我在交易厅外转了一会，100元变成了200元，200元转眼变成了800元。”同样，半年之内，万科从1.3元涨到了17.19元，金田从24元涨到了215元，安达从1.5元涨到了20.89元，原野从13元涨到了143元。11月，深圳市政府再次加大股市调控力度，涨幅限制再减半，到千分之五；印花税加倍，双向征收。同时市场传出将开征差价税等谣言，一时之间市场情绪降至冰点，有人率先抛售股票，股市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下跌。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市道中，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门营业。5个月后，1991年4月3日深圳股票指数发布。然而这个指数一经问世就头也不回地往下掉，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开盘跌停，成交量上也全是卖盘。4月22日更是堪称奇观——全市场只有卖盘没有买盘：全天成交为零。9月6日深成指跌至历史低位397.67点，当天深发展股价只剩下13.7元，跌去近8成。股民1.0时代，只有个体在搏杀，是理智收割冲动的时代，跑得早的人赚得盆满钵满，但更多地还是义无反顾高点冲进场接盘的韭菜。无知，无畏，无路可退。 2 等开户，等7000点，等解放军（2007）步入21世纪，新一代的股民们慢慢学会了电脑盯盘，也学会了技术分析，K线图、分时线、市盈率，学习炒股已经分成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等派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指标、做攻略。奈何股市始终萎靡不振，成交量惨淡，颇有一身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2007年的6124点铺垫了很久，起点是2005年5月的股权分置改革，上证指数跌至998点的历史大底，PE为15倍。估值低、经济基本面向好，加上政策推动，连年的熊市过后股票的价值属性回归。聪明的资金开始买入股权分置概念股，赚钱效应吸引大量沉寂的股民重新进场交易。这是分析师的观点。而老股民的话说得比较简单：股权分置改革需要一波大牛市。2005年年底，牛市第一波开启，到2006年5月上证指数从1100点冲上了1700点。连续的上涨触发赚钱效应；赚钱效应是韭菜的培养基。随后盘整的3个月中，大量散户跑步进场，新增开户数在5月份达到了68.79万。8月末第二波浪潮来临，大象开始起舞，指数呈45°上涨，2000，3000，4000，上证指数接连创出历史新高，涨到所有人意想不到的超高点位，一天成交量几千亿习以为常，个股平均涨幅90%，百元股比比皆是。什么PE，什么基本面，什么理性投资，全都抛诸脑后，市场到处充斥着疯狂。韭菜是不懂泡沫的，他们只知道冲冲冲。当然，还有些人知道已经很危险了，但不想错过赚钱的机会，还是要抓住牛市的尾巴。2007年，新增开户数突破历史记录，当年8月份最高达到了892万人。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证券公司的营业部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排队开户，甚至不少地方出现黄牛倒卖开户序号，一个位置最高可以卖到上百块钱。2007年股民排队开户图片来源：新文化网“追涨”成了这一年的关键词。为了追涨，很多投资者卖房、卖车、贷款……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管怎样，都要抓住这只“狂牛”的尾巴，所以即便是6124宇宙点后的连续暴跌，每月仍有3、400万的中国大爷大妈埋头进，那时个股的市盈率已经突破天际，动辄就是成千上万。随便一搜07年的新闻，就是初生牛犊新股民的众生相：辞职炒股、现场学看K线、交易厅抢座位、和尚炒股做善事。甚至你去买个茶叶蛋，老板都会和你聊股票：“兄弟，你买了什么股票，看在你买了个蛋的份上，我有个消息……”从股权分置试行到6124点的两年多里，A股的“造富神话”堪称历史之最：广船国际从2.21元涨到了130.67元（股改送后复权价格），59倍；中国船舶从7.75元涨到了396元，51倍；国金证券从3.25元涨到了159元，49倍；山东黄金从6.77元涨到了298.75元，44倍；……股民情绪决定进场资金，而进场资金决定市场价格。因此，股民的情绪是市场点位的二阶导。也就是说，如果人人都开始谈论股票，市场动能已经非常强了；这时候即便你把货币的闸门关了，市场情绪还能继续推动大盘往上走个一两千点！所以，不能在已经滚开的油锅上面浇凉水，而是应该在锅底刚开始冒泡的时候就慢慢撤掉柴火。监管为行情降温，需要比市场提前半个周期，而2007年这次调控，来得太晚了。直到2007年5月才意识到需要给行情降温，这也就是俗称的“5·30半夜鸡叫”。2007年5月30日，证监会深夜重拳出击，宣布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股市立马暴跌，当天沪指暴跌6.5%，900多只个股跌停，而当时两市股票总数不过1500只，之后震荡了一个多月。然而一朝失去了信念的支撑，泡沫就开始崩塌。下跌持续了一年多。到2008年11月市场见底的时候，不少股票已经跌去了9成。特别是在牛市顶点2007年下半年上市的许多新股，再也无法回到上市的位置。例如中铝（601600）这种股票，与2007的高点相比，现在累计跌幅已经超过94%；还有暴风等当年的明星股，如今已经退市，累计跌幅也在90%已经上。当年“满仓中石油，子孙养老不用愁”等豪言壮语，也随风飘散，沦落天涯。一位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波动的老股民意味深长地说：“新股民的炒股有点近似疯狂，一个涨停还没有感觉，要连着二三个涨停才说过瘾！他们不知道熊市是什么，漫漫熊市的那种等待的痛苦，没有经历过是不知道个中滋味的。”等开户，等7000点，等解放军。 3 加仓，加杠杆，加班站岗（2015）A股的年龄一天天在增加，慢慢向着成熟迈进，股民也在进化。2010年以后的股民以80、90后为主，他们普遍操作大胆、反应迅速，采用“1+2”的炒股方式：同花顺获取行情资讯，微博获取股市内参，微信获取小道消息。这个年轻群体有着以往老股民没有的个性和活力，朋友圈充斥着股票和段子，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炒股起点都远超以往，但终究难逃韭菜的命运。2014年两会中，中央提出了以互联网+、工业4.0为核心的新发展战略，配合以降准降息、利率市场化、全民创业等一系列经济利好政策。这一切似乎都向人们传达一个信号：新一轮经济增长时代已经到来。而从另一个角度，创业板从2009年成立已经四五年了，积累了手握股权无处变现的大股东。同时人民币的汇率早就从习惯性低估（升值压力）转变为惯性高估（贬值压力），资金外流的趋势巨大。所有这些，亟待资本市场的兵车相会，一场大捷，百邪全消。于是，财经媒体开始摇旗呐喊，大量的资金开始涌入股市，分析师也耐不住寂寞叫出歌声：牛市大幕就此拉开。2014年6月到11月，上证指数从2000点冲到了2500点，2500余只股票有43%的涨幅在50%以上，270多个股股价翻倍，兰石重装涨了近15倍，三钢闽光涨812%，同花顺涨748%。就像前几次牛市一样，躺着赚钱的诱惑摆在面前，人们开始忍不住了，一批批地往里冲。沉寂了4年之久的融资融券业务也一下子火了起来，场外配资风靡一时，尤其伞形配资和P2P配资最为盛行，大量的股民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加上杠杆，最高甚至达到过1:10。这意味着你10万块钱入市，最多可以买卖100万的股票，涨的时候赚10倍，亏的时候自然也是10倍。2015年6月，也就是大盘暴跌之前，A股总市值大约60万亿元，杠杆资金就有4万亿以上，其中券商放出的融资融券高达2.3万亿元，场外配资据推算约为1.8万亿。巨额资金推动下，短短7个月，上证指数直线飙涨，3000，4000，5000，每一个“股神”都是满面红光，有股市的红，有赚快钱的兴奋，有冲动加仓的疯狂。时隔8年，跟风赶去开户的人再次挤满了银行和券商营业部，又是一次全民炒股，大街小巷、大爷大妈，从政府办事处到居民菜市场，都在谈论股票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2015年6月两市新增股票开户数达到1285万人，同比增长28.5倍，疯狂长度远超07年那一波。股市里一直都流传着一句话：当你平时不炒股的亲戚都开始推荐股票，就是股市见顶的信号。牛市眼看就要被玩坏，人们等着上证冲上6000点，然而等到的却是查处场外配资。这与2007年5·30半夜鸡叫加印花税的操作类似，看上去是要给行情降温，结果却炸了锅。然而，还是那句话，监管需要比市场情绪提前半个周期；你真的等到连买个油条烧饼都能推荐股票的时候再给行情降温，那一定是灾难性的。7月3日，千股跌停；7月8日，两市仅有7只股票上涨，1300只股跌停，另有1400多家上市公司停牌，超过A股总数的一半。7月份的下跌止住之后，8·11汇改的大幕揭开，人民币汇率从此不再锚定美元，改为浮动汇率制。汇改当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跌超6%，而股市的暴跌则又来一波。有人把7月的暴跌指责为没有熔断机制，于是2016年新年第一天中国股市推出熔断机制。出于对流动性黑洞的恐惧，熔断机制推出后资金疯狂逃离，4天之中竟有3天发生了熔断，于是不得不在1月4日晚间取消熔断机制。熔断闹剧以再度爆发股灾而匆匆收场。至此，2015年这一波股灾，终于跌透了。中国股市，每一轮股灾都有许多人在见顶之前减持。而2015年这一波股灾，减持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截止到2015年7月，922家公司大股东减持1亿元以上，累计减持套现近5000亿元，为历史之最。股灾过后，有人反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减持的大股东。然而，有一位大股东是这样说的：“我从来没觉得我的公司值这么多钱，是你们非要炒这么高。我根本没想到他们会来炒我的公司。我有雷锋那么高的觉悟，我想为国家工作到70岁，但我经历过破产，我50多岁了，我有两个孩子在国外读书，我爸妈都生病了。我知道行情好的时候必须得吃饱点，不然危机来了就扛不住了。换你，你也会在那个时候减持。”一边是疯狂地加杠杆买买买，一边是大股东减持卖卖卖。你说谁错了，谁都一肚子委屈。加仓，加杠杆，加班站岗。 4 结语中国股市建立至今，30年，两代人的时光。当初股市血本无归的散户，有的转身在楼市赚了大钱，有的凭借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总之天无绝人之路。股民这个群体，从最初的50后60后，到现在00后已经开始进场；如果说股民这个人群的画像有什么变化，那一定是有的。不论是学历、常识、经济与金融知识、还是投资理念，当下的股民与前几轮牛市中那些鲜活的面容，都有着巨大的变化。最初那群人，炒股为的是一夜暴富；而时至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是站在资产配置和财富保值增值的角度去参与股市。回顾中国股市的几轮股灾——无一例外都是散户在赚钱效应的驱使之下形成的正反馈强化过程。赚钱效应是韭菜的培养基。价格的上涨本身具有自反性，价格来到足够高的位置之后，就会出现“庞氏状态”，即需要持续的进场资金才能维持价格自身的高位。然而进场资金一定会枯竭，而高价格最终难以维持。于是，先前的“一致行动人”转眼就成了“对手盘”，最终演化为夺路而走的踩踏效应。这就是每一轮疯牛转化为股灾的必经过程。古人云：韭菜不可被教育，只能被消灭。而我们的监管，不负责教育韭菜，不负责消灭韭菜，却要负责保护韭菜。这的确不容易。如果总结这几轮股灾的教训的话，监管提前出手是防止疯牛行情的必要措施。而经历了这么多轮股灾，中国证监会似乎也学聪明了。我们看得到，在2018年那一轮长达一年的下跌之后，监管开始学会提前出手。现在，每当牛市的信号稍一出现（开户量激增、微信群讨论股市变多、市场出现赚钱效应等），监管层都不惜代价地打压市场。例如强调宏观杠杆率，强调货币供应量总闸门，打击场外配资，甚至是监管当局直接喊话为行情降温。2019年4月如此，今年7月也是如此。也正是因此，这两轮看上去就要玩成“疯牛”的行情，就活生生地被干了下去。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此，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变过：只有过程中任何时候看起来都不像牛市，最终结果才能走出长牛慢牛。作者来源：格隆汇APP原标题：A股30年 | 那些年，那些韭与刀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未经许可禁止转载，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部分文章转载可能未获及时授权，还请联系处理，谢谢。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投资江湖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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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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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智本社社长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率使团访问清朝，试图向清廷派遣常驻使节，以便两国通商。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英王：“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1】”18世纪，是人类社会的大分流时代。延续千年内卷，还是“惊险一跃”，当时的大多数决策者并未意识到，他们正面临这一宏大的历史性问题。这一问题映射到全球化不确定的当下，亦令人感到焦虑不安。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人类内卷化历史以及内卷化出路。本文目录一、内卷化惯性二、开放性生存三、全球化内卷（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30'，点击在看，感谢分享）01内卷化惯性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岛，人口没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而是不断地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导致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2】。格尔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involuton”，即内卷化。1985年，中国社会学家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引入了“边际效用”一词更为准确地界定了内卷化的内涵和外延。黄宗智认同俄国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的解释。恰亚诺夫认为，“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小农经济会几乎无限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土地的产出，直到边际报酬接近于零，为的是家庭成员自身的生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内卷化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18世纪之前，人类社会已经内卷了千年或数千年。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用数据统计揭示了一个“千年停滞”的内卷化经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世界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增长【3】。在那个漫长而痛苦的年代，经济增量仅来自人口与土地规模的增加。当人口增速超过土地扩张，农业生产便呈现边际递减。当边际报酬逼近极限，人类便陷入可怕的存量争夺——屠杀、饥荒、战乱、瘟疫、杀婴，以修正人地矛盾引发的资源冲突。千年恶循环，万古如长夜。农耕时代的内卷化社会，是一个残酷的“马尔萨斯陷阱”。直到17、18世纪，人类才借助自由市场及新技术、新制度一步步爬出这一陷阱。换言之，人类内卷化的时间长达数千年，摆脱内卷化不过才区区几百年。问题来了，人类为何被锁定在万古长夜之中？近代技术为何出现在17世纪前后，而不是14世纪，或者更早？在万古长夜中，人类任何可能突破的想法、欲望、观念、技术，均被一整套制度（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及法律习俗）锁定。在农耕时代，生产力低下，劳动剩余有限，信息不畅，货币稀缺，交易风险巨大，世界各地基本都采用农耕计划经济作为生存方式。为了强化生产与统治，统治者设定了一整套制度，如宵禁、海禁、禁止迁徙、“士农工商”等，将人锁定在土地上，同时消灭人的欲望。所以，农耕计划经济与内卷化制度是相伴而生的。内卷化制度概括起来有三：阶级固化、产权限制及信息垄断。古代欧洲与印度、日本通过制度及宗教固化阶级。古代欧洲是一种典型的封建体系。国王靠家族及联姻管理城邦国家，贵族在封地里世代经营，不需要文官体系及职业军人。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中，爵位可以世袭，底层人永远也不可能跻身到上流社会。欧洲和日本的皇室都是千年一脉，没有人想过去打破这一制度。阶级固化是内卷化社会的天花板，极限压制人们的欲望，压低学习的边际收益。绝大部分人都放弃学习与思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读书改变命运。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宗教将底层人的欲望、信心与动力消磨到极致。古代中国有所不同，秦国的商鞅改革打破了阶级固化，下等人只要砍得头多就可以往上攀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铁打的龙椅，流水的皇帝，“家天下”轮流坐庄。隋唐之后，统治者使用了文官制度来管理国家，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实现阶级晋升。文官制度让古代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知道读书的价值，即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在古代欧洲，产权限制与阶级固化是一脉相承的，土地产权按阶级等级分配，被限制流通。在古代中国，阶级固化被打破，土地及财产所有权也随之流通。所以，古代中国比古代欧洲在阶级、土地及财产所有权方面都更具竞争性和流通性。但是，为何中国没有率先走出内卷化？主要原因是信息垄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愿意投资知识，但是其所读的书被限定了，信息被统治者垄断了。统治者利用信息垄断和文官制度，将知识分子晋升为王室之下的顶级猎食者，成为农耕内卷化的既得势力。所以，内卷化是人被锁定在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制度环境中争夺存量。阶级固化、产权限制及信息垄断三位一体，阶级固化是内卷化社会的天花板，产权限制是中枢，信息垄断是窗户。在农耕时代，中国的内卷化制度比欧洲更具规模效应。根据麦迪森的估计，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古代中国可能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即内卷化制度在农业计划经济上发挥到极致，导致格尔茨发现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养活更多人口，开拓更多土地，创造更多总量。但是，以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规模没有意义。农业计划经济惯性越大，就越远离自由市场与技术创新。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看，“没有发展的增长”，只是在反复演绎悲剧。社会性死亡，是内卷化社会的一个缩影。古代农村是一个内卷化的封闭体，名声是村民的立根之本。要搞死一个人，不需要报官，不需要审批，只需要搞臭他的名声，让他社会性死亡，甚至还可以直接消灭他的肉体。比如，王宝强饰演的“树先生”（电影《Hello!树先生》）就在农村社会性死亡，最后精神分裂。又如，通奸浸猪笼，官方默许这种私刑，这也是家族割肉止损的方式。在古代农村，村民及家族会努力地维护声誉资源以避免社会性死亡。古代的社会性死亡，是丛林法则下的多数人的暴政，是低成本的统治策略，是内卷化社会的产物。人类千年内卷化，惯性势能极强大。当村落的围墙扩大到互联网，村民口水升级为舆论海啸，人们很难分清，社会性死亡到底是言论自由过了火，还是内卷化的余孽。“万物皆可内卷，人人均可社死”，似乎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低成本的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死亡与内卷化社会的根源均是公共制度缺失。在传统的信用体系崩溃后，如何构建公共信用体系？如何在公共舆论中保护私人权益？这正是内卷化突破的方向。02开放性生存14世纪的黑死病以极其残酷的方式从人类内卷化社会撕开了一道口子，从此城邦经济衰落，海洋文化兴起。自由市场及其新技术、新制度（思想），这三股力量打破了内卷化体系，推动边际曲线右移，缔造了规模递增。1776年是人类走出内卷化最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瓦特发明实用性蒸汽机，北美发布《独立宣言》。自由市场蕴藏着一套激励性的竞争规则。这种竞争规则以价高者得为原则，鼓励人人创造，公平竞争，保护私产。新技术、新知识不是给定的，而是这套激励性的竞争规则催生的。这就是制度内生性。按照布坎南的规则决定论【5】，规则决定效果，规则重于效果。只要规则是公平的，结果就是公平的。只要规则是有效率的，结果就是有效率的。但是，这套激励性的竞争规则，藏在无数个私人契约中，需要显性化、公共化和宪政化。为什么欧洲率先走出内卷化？地理决定论认为，随着内卷化制度的瓦解，地中海开放性的地理格局以及贫瘠的土地，促使西欧人恢复到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生存方式，即迁徙，出海，交流，交易，经商。东亚的地理格局是东临大洋西靠大山，中间土地富庶，改朝换代后的新统治者只要恢复文官体系即可维持“高水平均衡”的农耕统治。从农耕文化到海洋文化，从内卷化社会到开放经济体，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切换——从计划为生到交易为生，从数量型经济到效率型经济，从存量争夺到增量创造。荷兰、英国、美国等海洋文化国家，率先摆脱内卷化社会。法国和德国要艰难一些。法国农业富庶，农耕文化深重，最终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残暴洗礼才迈入海洋文明。德国原本是一个农奴制国家，给人间带来两次大灾难后才走上正道。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开放是打破内卷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是有前提的，即发展自由市场。古代各国为何不相互开放打破内卷化？我们很难想象，不同国家、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在古代世界像今天一样突然大规模相遇会发生什么。我想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二是瘟疫。古代社会是一个封闭体，国与国、村与村之间几乎是隔绝的。土地稀缺及存量争夺强化了人们的领地意识，大规模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定然引发强烈的不安与对抗。长期以来，古代统治者也不断地塑造外部敌人，鼓噪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强化政权合法性及统治的稳定性。如此，古代人相遇，极易拔刀相向，如蒙古人西征、欧洲人入侵美洲、古中国土客械斗等。古代游牧经济是开放性的，但不是自由市场，古代游牧民族在领地扩张时往往伴随着侵略性。开篇中乾隆与乔治三世的对话，其实是朝贡制度与市场制度的碰撞。“朝贡制度的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4】”在当时，农耕国家没有能够承载大规模交流与协作的市场力量。郑和下西洋是朝贡制度的溢出，其目的是强化政治认同与附属。古代丝绸之路是发达的农耕经济的溢出，其自由贸易的相对体量太小。另一个排他性因素是瘟疫。古代医疗无法实现病毒隔离，不同种族的人群接触容易感染致命性病毒。据说14世纪流传于欧洲的黑死病是蒙古大军携带而来的病毒。美洲殖民时期，欧洲人携带的病毒杀死了大部分印第安人。所以，在自由市场之前，国与国、人与人有意地避免接触、交流。只有自由市场兴起之后，人类才完全改变隔绝状态，真正进入开放性生存模式。自由市场是一种粘合剂，是陌生人之间大规模协作的自发秩序。只有自由市场才能承载世界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交流与协作。在自由市场中，技术、知识创新以及自由交换持续创造增量，每一个人都在劳动分工体系内获利。另外，自由市场创造的医疗技术、卫生制度才能抵御大规模交流带来的传染病毒风险。传染病毒风险是自由市场风险的一部分。2020年全球正在遭遇新冠疫情，但是这并不是医疗技术及经济全球化的失败。近代市场兴起以来，天花、流感等致命性传染病基本被控制。所以，人类打破内卷，依靠的是自由市场。后发国家打破内卷，依靠的是引入自由市场。在全球化时代，后发国家可以享受国际市场的红利，可以享受国际技术迁移的红利。农耕时代是内陆河经济，工业时代是海洋经济。新加坡、东京、汉城、香港、上海、深圳等大都市都是临海城市。西安、荆州、成都等农耕时代的城市，如今遭遇临海城市的运输成本压制。美国史学家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中宣称：“运输不只决定了利润、损失、贸易量，还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左右了时间观，重画了地图，开启了今日称之为商品化、全球化的观念变革。【4】”但是，现实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很多后发国家仅仅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什么？一些后发国家并未彻底改革制度，本土社会依然严重内卷，国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内市场更低，制造商、贸易商倾向于出口贸易赚取外汇。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后发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摆脱了内卷化社会。多数后发国家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制度陷阱，增长源自外部，内部制度改革长期停滞，无法催生新技术和增量。一旦国际技术转移红利消失，或者国际市场出现风险，又回到内卷化社会。所以，开放只是打破内卷化的第一步，开放倒逼改革才是关键。很多国家缺乏制度变革的力量，只能在权力集中与结果公平之间来回激荡。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曾警告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非中文语义的保守，可理解为“演化”）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 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03全球化内卷可能令伯克失望的是，不仅是后发国家就连先发国家，也正在失去改变的能力，逐渐走向内卷化。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如今不平衡的全球化秩序，恰恰是一种内卷化制度。先发国家的竞争制度为何无法抵御内卷化？如果没有完善的宪政及程序正义，竞争制度很可能被强人推翻，亦或是被民主的方式推翻。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解释现代化国家的内卷化【6】。亚当·斯密的自利原则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制度前提下。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是击溃这一制度前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积累形成的既得势力就会试图改变制度。既得势力更接近公权力，他们试图恢复到计划控制的生存法则之下获取垄断租金。于是，煤炭、钢铁、棉花、铁路等组织便不断涌现，并千方百计地游说政府。当普通民众发现公共决策被既得势力掌控时，他们也会利用民主选票改变或影响公共政策。政府扩张公共福利，选民搭公共福利之便车。搭便车往往会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悖论。但是，奥尔森认为，只要集体成员不对称和选择性激励这两个条件存在，就有人愿意开启这辆便车。政治投机分子在选票的激励下充当便车司机。他们为了迎合选民，鼓吹福利权是基本权利，宣扬平等主义价值观，将激励性竞争制度沦为低效的内卷化制度。这就是以选民的名义，以制度的力量，鼓励作恶、懒惰、贪婪与懦弱。财富，是通过竞争和激励得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是，在内卷化制度中，搭便车的人都在装睡，没人会在乎这一人尽皆知的道理。货币扩张，金融势力膨胀资产，建制派扩张财权，搭便车的人获得福利。直到有一天便车翻车，引发“公地悲剧”，他们或许才会惊醒，亦或是相互指责。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政府权力扩张的逻辑：既得势力、福利主义者以及越来越多的搭便车者，倾向于支持政府扩大权力，攫取更多公共资源。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经提出，搭便车引发的内卷化源自宪政漏洞，即在信用货币时代的财政约束软化。财政约束软化是信用货币时代的内卷化制度。货币失控其实是内卷化下的财富争夺战。与先发国家类似，其它国家同样出现内卷化势力。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中区分不同类型的政府所产生的经济效应【7】。奥尔森认为，无政府状态下，流寇当道，以掠夺为生。比流寇更高一级的是坐寇，以计划控制为生，他们允许部分市场存在以收取更多租金和税收，同时会主动保护臣民及财产。奥尔森从流寇到坐寇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通向文明与民主的种子。但是，奥尔森过于乐观。泰国、智利、俄罗斯、沙特以及军政府时代的韩国，将新技术、新知识及市场经济沦为工具，催生皇室经济、官僚经济、财阀经济及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他们与华尔街、跨国集团、建制派共同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失衡的全球化秩序，形成华尔街＋海外财阀、华尔街+沙特石油、华尔街＋皇室财团等全球化割据。这种全球化秩序导致全球经济走向内卷化。他们在海外市场构建了行政性垄断优势，而非充分发展平等的自由贸易。这一垄断性经济既损害了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利益，也损害了先发国家的工人利益。这种秩序为跨国集团创造了极其优厚的投资条件，如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法律红利、排他性协议。在现有的全球化秩序中，国际资本可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工人却被锁定在本土市场被征收较高的工薪税。扭曲的全球化秩序促使国际资本转移到海外，迫使大量本土工人失业。泰国、智利、俄罗斯、沙特以及军政府时代的韩国，这些国家的权力阶层努力在内卷化制度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找到一种统治平衡。他们不断地利用外资和技术充实自己的财力，构建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经济体系。比如沙特的资源型内卷。沙特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王室掌管石油资源，借助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出口石油创富。但沙特的社会改革极为落后，社会内卷化严重。又如泰国的特权型内卷。泰国的现代化起始于大萧条，其政治及经济命脉长期被王室与军方控制。泰国王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其家族掌握着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大肆向皇室财团贷款，从而透支了泰铢的信用。1997年泰铢危机爆发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后发国家纷纷将锅甩给了自由市场、金融开放，从而强化内卷化统治。当时，韩国的情况与泰国类似，但结局不同。韩国财阀控制了商业银行，制造了金融风险。1997年，位列韩国前三十的财阀，其债务权益比高达518%，其中有5家甚至超过了1000%。亚洲金融危机瞬间击溃了韩国金融防火墙。韩国政府紧急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援助。后者给韩国政府提供了570亿美元一揽子贷款，将韩国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当时，韩国财阀故意鼓动民族主义者，抨击韩国政府与IMF的合作丧权辱国，号召民众游行示威，试图维持内卷化金融制度。所幸的是，1988年韩国就已经结束了军政府统治，民选政府选择继续对外开放，对内切断财阀与银行的灰色链条。正因如此，韩国是为数不多的摆脱内卷化的后发国家。所以，一旦全球化打破了这种利益与权力平衡，危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王室、财阀会成为最极端的反全球化力量。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8】。亨廷顿从预期的角度分析逆全球化问题，但未能揭露本质。这种预期，并非正常的市场预期，而是一种扭曲的预期。如今，信用货币时代的财政约束软化和失衡的全球化秩序，这两大制度造成了全球经济内卷化，引发普遍的内卷化焦虑。人类内卷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摆脱内卷化必须同时满足两大理性公式：制度变革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制度变革者的收益大于平均收益（奥尔森效率）。参考文献【1】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文化的解释，克利福德·格尔茨，译林出版社；【3】世界经济千年史，安格斯·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4】贸易打造的世界，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上海人民出版社；【5】宪则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7】权利与繁荣，曼瑟・奥尔森，上海人民出版社；【8】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萨缪尔·P·亨廷顿，新华出版社。- END -作者来源：智本社原标题：内卷化焦虑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未经许可禁止转载，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部分文章转载可能未获及时授权，还请联系处理，谢谢。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投资江湖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